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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丨2020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上)

来源:最佳文学网 栏目: 文学小说 作者:文学爱好者时间:2021年02月21日 11:34热度:95℃

作者
简介

群山丨2020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上)

宋家宏,昭通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滇池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云南区域文学研究多有涉猎,发表评论百余篇,著有《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等。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
2020年,是病毒肆虐的一年,是全球抗疫的一年。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云南的小说家们在这一背景之下,更深入地感悟生命,体验生活,取得了令人瞩目让人惊喜的创作佳绩。这一年来,云南作家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全国重点刊物几乎全覆盖,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说2020年是云南中短篇小说的丰收之年,是小说创作的“大年”,并不为过。笔者阅读文学刊物的范围有限,未能更全面地阅读所有在全国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云南中短篇小说,深感遗憾。本文只以在云南省外,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部分作品为对象,旁及少量有特色的作品。管中窥豹,必然挂一漏万,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想来方家定能海涵。

疫情突然降临,骤然间天地失色,人心惶恐。奋起抗疫,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和行动准则,任何冷眼旁观,任何幸灾乐祸,任何冷嘲热讽,都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反动,是对人类基本文明的背叛。相反,奔赴抗疫一线,与毒魔抗争,挽救人的生命,必然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英雄。中国大地上在反抗病毒的战疫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人物。从普通小护士到名满天下的专家,他们是2020年普遍关注的对象,人们对他们寄以深情的厚望,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也成为2020年小说描写的对象。在这个期间的抗疫文学,正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抗战初期的文学一样,许多作品急就章的特征较为鲜明,一些作品命题作文的特色浓厚,热情有余,形象描绘不足,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在文学艺术的意义上又让人感到有所缺失。我们读了太多这样的诗歌与散文,也读了一些这样的小说。
文学是宣传,但又不仅仅是宣传;文学有新闻的功能,又不仅仅是新闻。文学往往要在新闻的基础上走进人的心灵世界,写出新闻难以抵达的人性内容。这就需要沉淀,时间的沉淀,对事件与人物的深沉思考。从抢时间的角度,文学永远也无法与新闻争锋,但在对人性与人心的透视上,文学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作家需要对重大事件的沉淀与思考,这就需要时间,需要静下心来品味人性与人生。这一过程越短,越能显示作家的才华,云南的一些作家表现出了他的才华。
段弋的中篇小说《工钱》发表在《民族文学》2020年第5期,完稿于3月,应该说,这是比较早的抗疫小说,却没有太多急就章的特征,更不是一篇新闻稿的扩展。小说走进了在抗疫过程中,人心与人性的呈现与转变。作家把他的故事与人物置于疫情暴发之初。傣族医生西丽波香、陈木匠和他的妻子三妹成为小说的主角。由来已久的医患冲突痼疾,其中相互之间造成的鸿沟,底层百姓难以求得公平、合理时必然采取的过激行为,又必然地给无辜者造成伤害。他们在平日的生活与劳作中对改善生活条件良好愿望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小说写得很生动。西丽波香平日里有许多委屈与不如意,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灾难降临时她毫不犹豫地奔赴前方,大敌当前她没有把平日的委屈当作推卸自己的责任理由,她作为一个傣族妇女的善良与医者仁心,使她在面对三妹时也一如既往的求助,而这位三妹却曾经严重地伤害过她。西丽波香这位平民英雄的行为感动了陈木匠夫妇,激发起他们向善的人性,小说结束于人心的向善。这篇小说在抗疫的严峻形势下呈现出令人感动的亮色,这是中国人民必然要战胜毒魔的根本原因,而故事与人物并不生硬,小说的细节很丰富而生动。
吕翼的《逃亡的䝚貀》发表于《民族文学》2020年12期,发表得更晚一些,对这场灾难却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作家从彝族文化的背景下来反思人类的行为,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反思这场疫情中人类的过失,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命应该如何相处?这是一个重大的主题,是全球性的主题。可贵的是作家把这一主题与彝族文化联系起来思考,使得这部可以归为“抗疫”的中篇小说别具特色。在疫情的背景下,一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迷信的民间习俗,在小说家的笔下呈现出别样的风采,它们内含的精神价值可以做出新的解释,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一些被人们追求的物质享受与精神价值却显出了反文明的特征。小说以主人公乌斯都这一人物的视角叙事,他个人的人生旅程和当前面临的困境,他对自己不义行为的回顾,对自己灵魂的袒露,使得小说具有某种忏悔意识,这个忏悔不仅应该是乌斯都的,也是作家吕翼以人类的名义对未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忏悔。虽然人类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还未能全然把握,但它的部分来自动物却是共识。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动物如何才能和谐相处,是人类必须反思的共同话题。吕翼对彝族文化相当熟悉,彝族的道德规约已经形成了他的内在价值观,乌斯都的返乡之旅成为接受民族道德审判的旅程。他追求物质的财富,以伤天害理的行为来获取暴利,凭着自己对野生动物习性的熟悉,干起了偷猎、非法贩卖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的勾当,置法律和民间习俗于不顾。暴利已经使他丧失了对生命的敬畏。小说中乌斯都残酷宰杀穿山甲的细节读来令人心惊,既呈现了作家吕翼的笔力,也暴露了残杀野生动物者丑恶的灵魂。乌斯都、贾二哥一类人恶有恶报,即使逃过了法律的惩处,也逃不过彝族民间道德的审判。乌斯都的老父亲不仅上山采药来为犯下罪孽的儿子治病,更以仪式的方式拯救他的灵魂。吕翼没有把坠落灵魂的拯救看得太简单,小说的结尾没有让乌斯都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是趁防疫队员来临之际,落荒而逃。他能到哪去呢?他今后会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类恶人仍然有可能继续为非作歹。
在大灾难面前,人的本性往往最容易暴露出来,文学作品也在此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以及产生伟大作品的机遇。云南2020年的小说虽然在这个方面已经有所收获,但离伟大作品仍然相距遥远,有待更深沉的积淀和努力。

脱贫攻坚,这是2020年全国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又岂止是一个口号,无数干部战斗在这一伟大事业的第一线,为千万贫困的乡民们寻找脱贫致富的道路与方法。为实现在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全部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宏伟在战略需要无数精准的战术来完成。云南的作家们的生活在这一年几乎与这一伟大目标相关联,他们有的长期奋战在扶贫第一线,至少也因此而多次往返于山乡村寨。他们的情感与脱贫路上的村民们息息相关,他们的思想与扶贫干部们协同共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作家,他们对扶贫的各种方式方法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自然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云南小说界的几位重量级的作家都在这个领域有了自己的收获。
异地搬迁,是让那些世世代代生活于不适宜人们生活的地方搬迁到更宜居之地,这是扶贫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在新的时代才能实现的壮举。滇东北的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这个题材。阅读这几部作品,你会发现,作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报刊上的宣传有所不同,并不是他们不认同这种搬迁脱贫的方式,而是他们对农民、对文化、对生活有更深入的理解。他们更愿意以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来解读这种搬迁脱贫方式,希望搬迁脱贫的农民有更适宜的生活。
夏天敏的《歇云小区》发表在《中国作家》2020年第7期,他较早地写到搬迁进城的农民面临的两种生活方式在内心的冲突,他们面对新生活的种种不适应。他们对曾经的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的追寻与留恋。“云大评刊”的成员田彤彤在评刊时说这部小说:“从内容上来看,‘城’与‘乡’的矛盾早已是当代作家们常在作品中贯彻的主题,虽然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一篇小说难说新意,但是作者以描写生活细节的方式又重新使这样的老生常谈变得有趣。小说最后的‘割麦’与‘长街宴’似乎是为城与乡的矛盾引向了一种妥协,但在我看来,矛盾的根源应该在于‘形式化的文明’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引导更多的人走向真正的精神文明。“云大评刊”的另一成员赵小爽也说到了这部小说,她说:小说“通过德恒老汉和刘笆斗老汉两个主要人物的塑造逐渐揭开推动情节发展的根本矛盾点——山区移民与土地、牲畜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被新社区所代表的城市生活模式猛然切断。”“作者在运用生动的故事,试图为这个矛盾找出口。最后是通过两个老汉在小区草坪里千辛万苦的种麦,得到社区主任竹笋的暗地支持,收获后大家齐心协力磨粉、做馒头、吃长桌宴这一详细叙述的事件达成暂时平衡。理想化的大结局十分圆满。完全可以满足读者感性层面的期待,只是若加以理性推敲,未免有些失真。好在作者对这一群体的熟悉程度帮助他在塑造人物方面做得还是非常到位,在描写城乡生活习惯发生碰撞的过程也十分有趣。”他在描写异地搬迁脱贫的壮举中,也发现了存在的农民所面临的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情感取向的冲突,看到了他们内心的困境。
曾经以“一对羊”享誉文坛的夏天敏,在岁末年尾又牵出了一头牛,这就是发表在《当代》2020年6期的《胡树和他的牛》。小说写的也是扶贫题材,却比上一篇更具深度,涉及到扶贫的深层问题,不仅是物质的扶贫,更重要的是“精神扶贫”,小说写活了一个贫困农民的性格及其精神世界。胡树能混世、油滑,多少有些因小聪明而来的狡诈,好吹牛而懒于耕作,这是他贫困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写活一个人物的性格,就是成功,胡树能给人很深的印象。面对胡树,想起鲁迅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这篇小说的作者对胡树并未“怒其不争”,而是寄以无奈与同情,他让扶贫干部赵云顺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以自己无尽的耐心,面对这个乡村的混世魔王,终于感化了他,让胡树与那条枯瘦的老牛一起健壮起来,精神上开始有了向上的起色。读完小说,我更同情的是扶贫干部赵云顺,这或许也是夏天敏的同情所在。而对胡树这类人,精神的扶贫并不会像小说写的那样简单,给小说留下了缺憾。以夏天敏对乡村世界的理解深度,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上述缺憾,而是因时代语境的要求,难免有所趋迎。
窦红宇的小说《牛美丽的手脚》发表在2020年10月的《人民文学》,小说写异地搬迁进城,住进高楼的牛美丽难忘养牛养猪的日子,搬迁前卖牛像“卖闺女”,搬迁后想尽办法也要养猪。赵小爽在评刊时说:“这篇小说以一种戏谑的口吻,描述新涌入城市的乡下人们一种‘无根’的状态。他们看似幼稚可笑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营造熟悉感,获得安全感。”另一位评刊成员李嘉漫说:“我更看重小说的乡愁意味。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山区搬进城里了,牛美丽们感觉到的却背井离乡的意味,城市对她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们对它是恐惧的。养猪其实有了象征意义,承载的是乡愁。”只有作家体会到了这些搬迁脱贫的农民内心的矛盾、无奈与伤痛。也许舒适、快乐以至幸福不是别人见到的光鲜,而是潜藏于内心的记忆,以及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断崖式地改变这一切,被改变的人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潘灵是位敏锐的作家,早在2017年就以《偷声音的老人们》生动而鲜活地表达了异地搬迁脱贫农民内心的冲突,以及他们的乡愁。2020年,潘灵又以扶贫为题材,完成了对这一题材的超越,这就是发表于《青年作家》2020年10期的中篇小说《豹子》。正如“云大评刊”成员谢轶群所言:“《豹子》描写的扶贫,只是一个背景,内涵却是描写人心的欲望,甚至是私欲。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村干部、村民,作家都集中于他们的私欲。同类题材内容比较尖锐的也不是没有,但一般的套路是:对此惊心焦虑,发掘、解释现象成因,然后思索和‘指明道路’。潘灵却以流利的写实风格,直面人心,直面现实。”评刊成员李嘉漫也说到:“《豹子》这篇小说颇具新写实小说的意味,展现了世俗生活中小人物的生存欲望。主人公李小东为了一己之私,明知山有豹偏向豹山行,在他唆使黄二狗上山打豹的过程中,也将莎莎、廖老幺等人牵涉入欲望之网中。最后小说戏剧性的结局,出人意料,‘枪响之后没有赢家’”。无论何种题材,突进人的内心世界,才是好小说的必然要求,扶贫题材同样如此。
崔玉松的短篇小说《羊啊羊》发表于《当代》2020年第4期,在“云大评刊”的讨论中,多位评刊成员给予关注,这是一篇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有许多生动的细节与人物心理描写,人物关系的展开显示了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她在扶贫故事中描绘了真实的乡村世界的面貌。小说主人公二叔为获得村里宝贵的养殖大户的名额,费尽心机,获得之后,却又不能按自己可能的规模发展,因为县乡干部都要政绩,迫使他超出自己的能力贷款。为了还贷款,二叔不得不杀了一头又一头最好的羊,新浪,只因为上级领导想尝一尝当地的羊肉。小说中的二叔终于破产了,欠下了可能这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
云大评刊成员刘格妤说:“本来想帮扶农村人民致富是好事,可官场人情却让好事变成了恶心事。二叔每杀一头羊,心就痛一次,可是杀了头羊和怀孕的母羊还没有解决补助款的事。吃饭,领导都来,办事,却各种推脱。作者是云南曲靖人,小说中运用了一些云南的方言,既刻画出农村人民的朴实,乐观,也让云南读者读来亲切。”陈林博士认为:“崔玉松写出了作为整体的底层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者对乡土中国的人伦关系、基层社会的权力关系、乡民朴素的宗教信仰,以及彼此之间的有机关联做出多重表述。在常见的国民性批判模式和牧歌模式之外,崔玉松提供的文本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

在抗疫与扶贫的大环境之下,作家们在感悟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它与现实同步,也与历史相联,更与作家内心体验的深度紧密相关。
伍世云的《送伴》发表于《收获》第5期,是今年云南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小说发表后引来众多的关注。“云大评刊”讨论时,评刊成员对这篇小说有说不尽的话。硕士生马艳娥说:小说“写的是一个‘炉中火命’的有命数的孩子,被动中陪伴死亡,怀着恐惧的心理送完死者最后一程,小说写出了鬼气深深。让读者体味到毛骨悚然的恐惧和阴冷。”已经成为图书编辑的唐诗奇说:“《送伴》令人震撼。对于‘送伴’这种特殊题材的书写,作者没有停留在猎奇的窥探,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把来自记忆深处的那种恐惧、疏离、纠结写得淋漓尽致。”硕士生李颖说:“这篇小说写出主人公几次‘送伴’的过程,阿正的心理也在不断改变,由原先的恐惧到后来的麻木,以及文末对恐惧的解脱。作者在细致地刻画阿正心理状态的同时,也打破时间的限制,不断地转换叙事时间与视角,回忆与现实交叉,增添了叙事的丰富性。”还有很多对这篇小说的艺术及内涵充分肯定的话。我读完之后,感到这是一部关于“命运”,关于“存在”的小说,是一部“入心”的小说,一部我追寻的“心灵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感到,写这部小说的作者有多么伤痛的童年经验,才能写出这样心灵的泣血之作。
胡性能的《恐低症》发表于《花城》2020年第2期,在“云大评刊”的讨论中,谢轶群认为:这篇“小说写的是历经大起大落后人的心理创伤,包含着对人的命运的悲悯情怀。对人性、社会和历史有深致体验与洞察,在一种宿命般的幻灭感中赋予了作品丰富的意蕴,触及到哲学层面的思考。”小说主人公姜东经历了梦想与拼搏,从高处堕落,在低处仰视,更加剧了他的“恐低”,这成为他的心理病状。取更宽泛的视野看,“恐低”具有象征意义,是这一时代的病像,是当下普遍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病像。高与低,总是相对而言,无论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无论身处何地何职,它更多地是一种人的心理状态。这就是谢轶群所说这篇小说“触及到哲学层面的思考”。胡性能的小说近年来集中关注人的心灵世界,这篇小说有了更形而上的意义。
包倬的《驯猴记》发表在《长江文艺》第10期,研究生毕晓蕾认为:这篇小说写“方家三代与猴子的故事,实际上是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的缩影。方小农在人类征服自然万物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叛徒’,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主题也在他与猴子的‘生死与共’中逐渐清晰。”武汉传媒大学教师刘敏在“云大评刊”的线上讨论中也认为:“祖孙三代与猴子之间不同的悲情羁绊,伴随着隐去了的时代话语符号,传达出作家试图再现历史现实的文学理想。训猴者一出场就已是被生活打压的抬不起头的形象,他把对生命的温情转移到猴子身上,驯猴成为他人生仅存的英雄梦想。但当驯猴者想让猴子离开培养它奴性的地方,重返自然时,这只听话的猴子却失控了。个体的生存尊严与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相互碰撞,究竟是谁在拯救谁?谁才是真正的弱者?小说如设问般的结局,引我们走向对故事更深层次的思考。”小说以被驯之猴孙小圣无法返回自然,人与猴相互一跪为结局,其中的无奈与悲情,令人动容。在我看来,小说中人与猴的关系,又岂止于人与被驯的动物,它也象征着人与人的关系,上流社会与被他们驱使的下层社会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驯化”别人时自己也被驯化,只有相互一跪,才能求得安宁。这篇小说同样具有对生命与生存的形而上的思考内涵。
和晓梅《落地生花的银》(见《十月》2020第5期)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探寻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1936年两军对垒与人性的冲突。谢轶群说:“和晓梅的小说,故事极有戏剧性,但从不叙述得酣畅,她惯于把原本曲折跌宕、引人入胜的情节用细节特写、心理陈述、插叙阻隔、旁观议论等切割得支离破碎,给阅读带来难度也带来探究的蕴涵。”他认为小说的“传奇性、历史感、宿命意味和现实人文关怀在《落地生花的银》里熔铸,沉雄,苍茫,而又庄严。”研究生罗文斌认为:这篇小说“记忆与现实无缝交替,双轨平行的并置书写,打破线性叙述的时间流。加上二者的反复交替,外公藏匿的往事被嫁接到现实,放置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行成共时化的叙事结构,大大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同时,他又感到:“小说在情节和叙事技巧上取得成功,对于人物的内在矛盾冲突的书写,仍存有一定的缺憾,不管是在外公纠结是否搭救欧明阳时的犹豫,还是质问欧明阳为何枪杀好友灰爷时的不解和悲痛,和晓梅对外公内心的矛盾冲突,都缺少一定的完整与细腻展现。”
读陈鹏的小说是有难度的,他对先锋小说情有独衷,虽然中国的先锋小说早已远去,他却始终追寻着先锋的背影继续前行。《收获》2020年2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麋鹿》,沿续着他一贯的风格。正如本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所言:陈鹏“一直在开拓新鲜的领域,打破文体的界限,读他的小说一直都有新鲜感,《麋鹿》这篇小说,体现着他的创作观念。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作者在创造中感受着快乐。”也许只有少数读者在阅读中与作者一样感受着快乐,但在当前同质化严重的小说创作界,陈鹏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的“我”的人生经历几乎与可与作者重叠,但作家是以这种似乎写实的方式隐藏着虚构的本质,陈鹏说:“《麋鹿》原名为《加谬之死》,是我对自己想象力的一次任性发挥,除卢马兰,墓地,旧居外,其余全是虚构。”“云大评刊”成员研究生田彤彤在讨论中说:“小说的虚构性在作者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元叙事手法的使用下逐渐淡化,情节虽然虚构,但阅读的感触却格外真实。当作者描写到自己在加缪的墓地前与他展开了一场神秘对话时,这里的‘空缺’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陈鹏要在小说中表达什么?另一“评刊”成员赵小爽说:“读这样的小说,读者的可参与度其实是很高的。”“小说开头带着朝圣之心驱车而来,结尾逃离一般加速离开。轻烟似的麋鹿,就像历史的迷雾。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真相,每个人都可以重构真相。通过加缪之女的言谈,加缪的世俗形象被颠覆。”评刊讨论的过程中,始终没有一位同行明确说出了对小说“立意”的理解。还是让陈鹏自己来说吧:“我想据此探索孤独、偏执、坚持及葆有希望又相当无望的人性悲剧”。
爱松在岁末年尾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一是《安徽文学》2020年12期的《蓝波》,二是《雨花》2020年12期的《第二季》,可以看作是同一题材的“姊妹篇”。两篇小说用的是同一“引言”,引言开篇即说:“我是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未完成的半部诗篇,藏在对《地狱一季》的诘问中,被命运安排,去寻找未来的母体。”阿尔蒂尔·蓝波是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他用谜一般的诗篇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成为法国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地狱一季》是蓝波的代表作。爱松的这两篇小说分别以“蓝波”和“第二季”命名,小说与这位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及其作品的关系已非常明确。进一步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如今,“我”“经过漫长的找寻,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游荡到了中国一个叫作‘晋虚城’的小镇,终于在一座教堂的赞美诗中,看到了即将成为我的母亲的蓝波。”“我”即这两篇小说,也就是晋虚城的母亲诞生的双胞胎!这一构思及其“引言”已经把爱松创作的追求表达得非常清楚,其中的自信,甚至不避有可能被指责的“狂傲”。《雨花》的责编认为,爱松的小说是对“伟大诗人兰波的作品《地狱一季》的一次盛大致敬。”,“作者打破了文体的界限,既可称之为散文,亦可看作小说,甚至,是一首充满丰沛情感的长诗。其形式新颖,而意蕴丰厚,文中大量西方意象、典故的使用,使阅读充满难度,亦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确实如此,对更广大的读者来说,阅读这两部作品,可能更多是体会到阅读的“难度”。文学创作总是需要一些作家提供更加异质的作品,推进文学的发展。云南有爱松,是让人高兴的事。
大理作家马碧静是位有实力的小说家,她发表于《四川文学》2020年第6期的短篇小说《老年记》关注老年群体的婚恋,把主人公董芳的故事写得波澜起伏,人物微妙的心理描写细腻而深入,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使小说人物与读者产生了更为亲切的感受。也许是疫情之下的写作,作家对生命的感受也有了紧迫感,董芳与杨师再度相逢,错过的机会却永不再来,当年的矜持、保守、为了女儿的牺牲,是对还是错?一切只能留给自己去品尝了,晚年的孤独却是一份生命的报答,小说的诗意与感伤意味在平实的叙事中流淌。
原标题:《群山丨2020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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